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收藏的什么最多

文人大都爱收藏，这既是古风，也是雅好。尤喜收藏笔墨纸砚，置于书房案头，作为"清玩"之乐。而在这文房四宝中，最招人待见也最养眼的莫过于砚台了，有道是"笔砚精良，人生一幸"。但收藏这种事是很耗财的，故历代的大收藏家都是非富即贵，一般人根本玩不起。

徐世昌的收藏梦就是从砚台开始的。尽管小时候家里穷，但搁不住家底厚，他家中就存有一方砚台，正而八经的广东端砚，是他三叔父留给他的。其母知道它的珍贵，平时很少拿出来让用，即便日子过得再艰难，很多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出去了，可那方砚台一直保存了下来。徐世昌也从母亲口中了解到不少有关砚台的历史和各个时期不同的造型特点，对砚台的兴趣更加浓厚。

后来，徐世昌和他的堂弟徐世章都迷上了收藏砚台。徐世昌起步早，只要是广东端砚、安徽歙砚、甘肃洮河砚、山西澄泥砚，来者不拒，新旧都收。别看他对各种砚台的材质和加工工艺烂熟于心，就那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在年代产地和价值判断上出现较大偏差。徐世章出道虽迟，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藏砚可谓不惜重金，只要他相中了多贵都买，从不还价。

雅人自有雅趣。徐世昌收到砚台后总爱题刻一番，写上两句诗，赋予砚台新的生命。而徐世章却不玩这一套，尽量保持砚台的原态。别看徐世昌平时生活节俭，可藏砚的时候却判若两人，一旦让他盯上了很少脱手，当然也少不了大费口舌甚至死缠烂打，软磨硬泡。

一次，徐世章在劝业场附近逛文物商店，见一年轻人在出售端砚，要价也不贵，才300元，经仔细打量后确为真品，颇为不解。年轻人告诉他:"此砚是我祖传家珍，祖父曾做过端州知府，是他从任上带来传给家父，家父又传给了我。不曾想家遭横祸，今已一无所有，为了糊口，不得不将这一端州名砚廉价而沽。实言相告，为卖此砚，我们母子已抱头痛哭几番了。"

徐世章当即定下这笔生意，领他去见徐世昌，他知道堂兄一向爱砚若痴，便想做个顺水人情，让大哥给买下来。徐世昌一看果然是真货色，质地坚实，能传百代，心中大喜，不由地还脱口吟出两句古诗:"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破云。"

那年轻人一听所吟的是唐代诗人李贺《青花紫歌》诗中之句，便知购者是位识货内行，定然会买，无需再言。谁知徐世昌把玩半晌后却说:"你所持端砚并非端砚中之上品，直说了吧，索价可否往下落落如何？"

年轻人并不知面前的这位就是下野大总统，见他在价格上斤斤计较便觉不是大人物气度，于是道:"学生为生计所迫，今日无奈才卖砚，若是平白无故，断然不会舍得。"就连徐世章在一旁也直摇头，一只端砚才区区300元，已经捡漏了，还讨个什么价呀。

但徐世昌视若无睹，仍一本正经地说:"小伙子，砚我留下了，我给你280块大洋如何？"年轻人一脸苦笑，最后一咬牙道:"看您老也是位懂家，物得其主，也是缘分。学生虽穷，尚不至计较这二三十块钱，我再减下30元，算送给先生一个人情，您就付250元吧，唯盼先生能够珍惜此砚。"徐世昌怕他再变卦，忙入内室取出大洋付给售砚的年轻人，脸上非但毫无愧色，也不去想数字吉不吉利，反而为自己讨价成功沾沾自喜。

在这方面他就比不上他的十堂弟了，徐世章大手大脚惯了，绝不会如此抠门。而徐世昌当时已经下野，没了收入，一切开销都出自积蓄，能省一点就是一点，倒也情由可原。

后来，兄弟俩都将所藏名砚悉数捐献给了天津市博物馆，由此让天津博物馆成了国内收藏砚台最多的著名博物馆，没有之一。

位于北京东四五条胡同的徐世昌故居是他在东三省总督任上，奉天巡抚唐绍仪送给他的一处住宅，此宅的东院被他辟为收藏室，里面收藏了历代碑碣石刻。这些文物是他以两万多银元从端方手里买来的，据说拉了好几卡车才这完。这个端方本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曾任两江总督，袁死后，一度受打压落魄潦倒，这才忍痛出卖这些宝贝的。徐世昌之所以花大价钱购得这些残碑断碣，一是清代中叶以后大兴考据之学，写碑之风盛行，收藏碑石也算风雅之举；二是徐世昌善书，虽不喜碑文体，但却乐意当一个文物收藏家，日后自己研究起碑刻也方便，只是不知后来又落入谁手。

徐世昌还喜好收藏名家字画，多为历代书画大师的精品力作，只可惜那些字画在1939年天津发大水时毁坏殆尽，每念及此，常让徐世昌痛心疾首。

但徐世昌最自负的还是他的藏书。他给自己的藏书处先取名为“得耕堂”，后又改为"书髓楼"，一个"髓"字，大有直逼"天一阁"之气势。

他的藏书处有《书髓楼藏书目录》8卷，收经史子集共7000余部，数量极为可观。间有稿本及明刊本，而主要为清人诗文集，专录诗家别集书约2700种。他深知收之不易，故很少外借。

1922年徐世昌退隐天津后，更是醉心于此，他专门召集一班文人开办了"徐东海编书处"，所依仗的就是他的藏书。他亲自主持编修了《清儒学案》，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均以显宦之作充塞。在他任北洋政府国务卿时，就倡议在河南设"中州文献征集处"，志在传播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文献兴邦，文治强国。由他捐资编成的"中州文献"系列丛书，不光为民国时期河南出版界办成了一件大事，同时也具有向全国普及推广的样板意义。

徐世昌一生藏著俱丰，他撰述的《东三省政略》《大清畿辅先哲传》《明清八家文钞》等，均为后人研究清代诗史与学术史不可多得的大部头巨著。然而，终因缺失宋元古本，历来藏书家并不予重视。

建国初，徐世昌家老太太仍健在，其编纂《清儒学案》时所购的诗文集底本急于清理掉，便找到北京隆福寺修绠堂。这个修绠堂过去曾经出售过徐世昌的著述和编辑过的书，修绠堂第二代主人孙诚俭跟老太太也认识。他深恐这批文献散失，随即找熟人范文澜从中帮忙。后经多方努力，终将徐世昌的藏书包括这批清人著作，以徐氏家属的名义捐赠给国家，现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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